党史研究必须遵循的标准

1981年夏，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为了编写《周恩来传》，要调我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。最初文化部不放，就先借调。1983年，中组部才正式下调令。从1984起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，直到2004年离休，我有幸转行研究中共党史二十余年。

撰写领袖传记必须把握好三个原则

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，有幸得到胡乔木、胡绳两位党史研究前辈长期、具体的指导。他们既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，又是党史研究大家，给予我大量无私的帮助。胡乔木曾反复告诫我们：“党史要多讲史实，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。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。”胡绳也强调：“历史不能脱离事实来发议论。”这些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也是我从事党史研究遵循的核心价值观。我个人理解，撰写领袖传记必须把握好三个原则：第一是真实性；第二是科学性；第三是不回避问题。

真实，永远是历史研究的生命。真实就是实事求是，这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。但历史研究的对象毕竟早已时过境迁，无法百分之百的准确重现，加之许多档案文献对同一事件、同一人物的记载又时常会有差别。因此，作者在研读史料时就要特别小心谨慎，不能轻易相信第二手材料，要反复比较原始档案和当事人口述回忆的异同，尤其要善于鉴别那些猎奇性传闻。只有经过仔细阅读，反复比较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再动笔创作，才有可能给读者呈现相对真实可靠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。同时，我们也牢记，即使出于好意，刻意美化、不符合实际的描写，也是不可取的。

科学性，是党史研究必须遵循的标准。只有坚持高度的科学性，撰写的党史著作才有生命力和说服力。领袖传记要力求让那些不了解他的读者，能够认识和理解他的内心思想和处世态度。我在撰写《周恩来传》时，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有一些同志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，对周总理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。当传记中提到周总理也有过弱点和失误时，他们就表示：“总理那么伟大！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价总理？”而周总理是特别看重自我批评的，从不回避问题。在领袖传记的写作中，如果我们对传主一生中的性格弱点和个别失误采取回避的态度，就等于放弃在这些问题上的发言权，最终只能是听任不了解真相的人随便乱说。

撰写人物传记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

人物传记的主体是人，特别是领袖传记，脉络线索要清楚，有层次和发展逻辑，不能遗漏重要的经历。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是不能写成“千人一面”，同时还应突出重点，对于关键的地方要着重笔墨，有分析和细节，要展现领袖人物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精彩人生。这样读者阅读时才会有整体感，觉得一目了然，又能对关键历史时刻传主的所作所为留下深刻印象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，我认为要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。

第一，传主和时代背景的关系。人的成长离不开环境的影响。只有讲明白了传主成长的历史背景，才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思考和行动，比同时代人的高明或不足之处，进而呈现传主有说服力的贡献和历史作用。同时，描述历史背景必须紧扣传主来写，才能令读者明白传主的所思所想，才能对传主的刻画产生一种烘云托月的作用。这就要花大力气研究历史背景和传主之间的关系。如果只是从其他书上抄述现成的背景材料，那就只能是千篇一律、无的放矢，无法展现他与同时代人的异同，或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。当然，历史背景也不能占用太多篇幅，以免喧宾夺主。

第二，思想和行动的关系。一个人的思想往往会指导他的行动。写人物传记的时候，要认真分析他的所思所想。尤其是他的生活中重大改变或者需要作出关键抉择的时候，更要弄清他的思考过程，毕竟人在面对这些事时内心总会存在困惑和矛盾。不弄清这些问题，写出来的传记会缺乏深度，读者也难以理解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常人行动的原因。还有，人的思想不能和行动分离，尤其是重要的政治人物。作者不能只写传主的思考、发表的文章和私下的议论，还要写他是如何行动的，如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实现自己的主张，在行动时又会遇到哪些原本意想不到的问题，他又是怎样应对的。事实上，一个人的思想通常不会是固定不变的，总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调整或发展的。

第三，正确和失误的关系。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没有失误。在遇到新问题、新情况的探索中，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能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，这是书本不能教给你的。面对传主曾经出现的失误，作者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寻找其主客观原因，并合情合理地加以说明，而不是回避问题，这样的传记才会使人信服。

第四，个人和集体的关系。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承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，传记自然也要写出传主在历史变迁中的重大影响力。但人是离不开社会的动物，历史人物都是从集体生存活动中汲取智慧的，从来没有人仅靠单打独斗就能改变社会。所以，要想写好传主，还要了解他周围那些人，他们有什么性格特点，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传主和他所从事的事业有哪些影响。这样的历史才是鲜活和生动的。

第五，性格和事件的关系。写活一个人，就得展现他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，并通过生动、有感染力的细节刻画出来。重要历史人物的特别之处，就是他在重大关键时刻表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品质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尽可能讲述一些他对待亲人、朋友，甚至同敌对人物接触中的一些故事，这样能将人物个性刻画得更为丰满，令读者对传主产生亲近感。

第六，叙述和议论的关系。人物传记，主要是叙事。假如讲述得当，读者阅读事件经过后，往往只需要作者简单而一针见血的几句议论，就能自然而然得出结论。如果看完叙述后还不明白，必需借助作者的大段议论才能理解，这就说明文章写得不成功。议论的文字要出现在关键处，篇幅不宜过长。长篇大段的议论适合运用于写作“史论”这类书，并不适宜出现在一般人物传记等历史著作中。

写好人物传记，还会遇到其他的复杂问题，上述六个关系是较常见的，需要特别用心把握。

当代人写当代史有后世人难以相及的地方

当代人写当代史容易存在无法回避的时代局限性，因此有“当代人不写当代史”之说。关于“时代局限性”的问题，这是客观存在的，谁也无法完全克服。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思考，当代人写当代史有后世人难以相及的地方。

后世人终究没有那个时代的生活经历，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冷冰冰的史料，对当时的时代氛围、人际关系、民众心理，以及各种影响事态发展的复杂因素都不可能有切身体会。这些当时大量存在而又习以为常的事物，容易被时人视为不言自明，因此没有被记载下来，或只是被语焉不详地提到，无法引人注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后世人往往会习惯于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出发，用后世的经验去理解或判断先前的环境和事实。这是导致部分历史叙述失真的原因之一。

可以说，当代人和后世人都有各自的时代局限性，谁也未必能代替谁。即便是同时代的人，经历不同，对待事物的见解和认识也会相距甚远。任何时代的个人都无法写出一本谁都认可的历史书。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，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时代、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的历史，经过认真思考和严肃研究后写下来，是我们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。不同时代的人撰写的同一主题的作品，最终可以交给读者去比较，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（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）

来源：《北京日报》2023年7月3日第12版